1937年5月8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題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結論對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談到和平問題時指出：我們說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實現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地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親日派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并沒有徹底轉變。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干凈。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斗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斗爭和努力。談到民主問題時指出：要抗日就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民主對于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實際情況已經表明，指出新階段和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目前階段里中心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和自由。談到革命前途問題時指出：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占優勢到無產階級占優勢，這是一個斗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著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的克服，依靠群眾的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著，結果將看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于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梁。談到干部問題時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談到黨內民主問題時指出：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談到大會的團結和全黨的團結時指出：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談到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時指出：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堅固的團結，是為著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樣一種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群眾的努力。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群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夠迅速地完成。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并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這個結論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1941年5月8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我黨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中的教訓》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并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斗爭，便無他路可循。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的失敗，全黨應該引為深戒。但是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三者缺一，就要吃虧。在斗爭中，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沒有或較少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將最反動的大地主和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別，這是我黨爭取中間派和實行“三三制”政權的理論根據。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于事變后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并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又指出：有些同志由于對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發生動搖，并因此對國內階級關系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對黨的政策也有時發生動搖。當著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對付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還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認為在皖南事變后需要特別強調所謂統一戰線教育以外的階級教育。還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以為只有實行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才算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這是不對的。這個指示總結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的豐富經驗，有效地糾正了黨內存在的對時局的“左”的錯誤認識。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題為《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1978年5月8日

鄧小平在會見墨西哥國防部長加爾萬時指出：未來戰爭主要還是常規武器的戰爭，而不是原子戰爭。因為原子彈破壞力太大，敵人不敢輕易使用原子彈，投了原子彈，把建筑物、資源都破壞了，這對敵人不利。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目的，就是想掠奪別國的資源。如果資源都破壞了，他們還占領別國領土干什么？原子彈要有一點，我們擁有原子彈，目的是自衛。我們主要還是發展常規武器。

1999年5月8日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8日、9日、11日江澤民連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闡明應對和處理這一事件的原則立場和措施。他指出：無論發生什么事，有一條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就是要加緊把我們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民族凝聚力。經濟建設是中心，國防建設也要不斷加強。不然，一旦發生戰爭，我們就不能有效保衛經濟建設的成果和祖國的安全。在這個世界上，最后還是要拼實力的。我們必須堅持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的方針，以爭取贏得更多時間，抓住一切機會，集中力量加快發展自己。我們的國力大大增強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國的安全就有了根本保障。只有堅持埋頭苦干、臥薪嘗膽，把我國的經濟實力搞上去，把我們的國防實力搞上去，大大增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我們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三次講話的要點以《同仇敵愾，團結御侮》為題，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二卷。

1952年5月9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五反定案、補退工作等的指示，為結束五反運動，提出一系列從寬處理的政策規定。指示指出：在五反斗爭中，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所得數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來，使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補退之后還有盈余。退補的比例，我們認為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點為適宜。這樣就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取得主動，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恢復經營積極性，使工人不致失業。數大者可分多年補退，一部分還可作為公股不要交出現金。這樣于活躍市場、防止失業是完全必要的。罰款可只施行于極少數人，判刑尤其要少。應說服干部和工人，同時即向一切違法資本家宣示我們的寬大和認真的態度，顯示我們的五反斗爭主要不是為了搞幾個錢，而是為了改造社會。此外調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繳費方面不應當采取苛刻政策，應當說服干部積極從事經濟工作，不要采取消極態度等項都是很重要的。指示強調：現當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際，我們必須本斗爭從嚴處理從寬、應當嚴者嚴之應當寬者寬之的原則，好好結束這場斗爭。這個指示節編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2014年5月9日 

習近平在指導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強調，作風建設是永恒課題，要標本兼治，經常抓、見常態，深入抓、見實效，持久抓、見長效，通過立破并舉、扶正祛邪，不斷鞏固和擴大已經取得的成果，努力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帶動全社會風氣根本好轉。 

他指出，作風建設已經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機制要扎根落地，已經取得的成效要鞏固發展，關鍵是要在抓常、抓細、抓長上下功夫。抓常，就是要把作風建設時刻擺上位置、有機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風。推動各項工作，都要落實作風建設具體要求，形成抓作風促工作、抓工作強作風良性循環。抓細，就是要對干部群眾特別是基層群眾反映的作風問題一一回應、具體解決。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在解決個別具體問題的同時，著力解決面上的普遍性問題。抓長，就是要反復抓，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集中抓的時候雷霆萬鈞，平時放任自流。要認真落實作風建設各項制度，做到有章必循、違規必究。要通過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層面進一步破題，為作風建設形成長效化保障。 

他強調，作風建設是立破并舉、扶正祛邪的過程，立什么，破什么，需要好好把握。要堅定共產黨人理想信念，對錯誤思想和言論理直氣壯批評教育；要堅持求真務實，察真情、說實話，出真招、辦實事，下真功、求實效，讓埋頭苦干、真抓實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華，讓作風飄浮、嘩眾取寵的干部無以表功、受到貶責；要堅持清正嚴明，形成正氣弘揚的大氣候，讓那些看起來無影無蹤的潛規則在黨內以及社會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場。形成作風建設的長效機制，需要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來規制和引導。各級黨組織都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認真貫徹執行黨章和黨內各項制度規定，努力提高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和戰斗性。任何一名黨員，不論職務高低、資歷深淺、成就大小，都必須自覺遵守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率先垂范。

1938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當前抗戰形勢問題。毛澤東作關于中日戰爭形勢的報告，指出：現在蔣介石與我們的估計都認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近《大公報》兩篇社論態度變化，認為魯南戰役是準決戰，否認中日戰爭是持久戰。我們對于中日戰爭的估計，過去也有兩種意見。我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因為中國是大國，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國，同時中國又是弱國，須要持久戰爭才能取得勝利。張聞天發言指出：我看現在國民黨軍集中五十個師與日軍決戰，是很危險的。現在一般人有一種錯覺，因勝利而輕敵。這是對日本不正確的估計。事實上國民黨有人企圖在相當勝利之下便進行妥協。我認為中日戰爭仍是持久戰，這是確定的方針。現在須要全國一致堅持持久戰，不要因為小的勝利而冒險。

1949年5月10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復南京市委并告華東局電。電報就黃華同司徒雷登談話應注意的問題指出：黃華可以與司徒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見面時多聽司徒講話，少說自己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聲明。來電說“空言無補，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事”，這樣說法有毛病。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愿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并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而不是籠統地要求美國做更多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事。你們這樣說可能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國援助的。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聯系，并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而不是要求美國做什么“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國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事”。照此語的文字說來，似乎美國政府已經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事，只是數量上做得少了一點，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當。與司徒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系。談話時如果司徒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對于傅涇波所提司徒愿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并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1954年5月10日

陳云出席全國各大區財委副主任會議并發表講話。談到我國工業化的特點時，講話指出：我國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不同，資本主義工業化是長期的過程，我們是突擊；資本主義可以去掠奪殖民地，我們要靠自己；資本主義開始是搞輕工業，我們一開始就搞重工業；資本主義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調節，能夠相當地按比例發展，而我們說要按比例發展是從長時間算的，在短時間內，只是力求建設與消費、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不要脫節太遠，實質上并不是按比例的發展。

1986年5月10日

鄧小平在會見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時談到中國的改革說：中國人太多，事情比較難辦，再加上底子薄，所以我們確定的發展目標不能太高，要實事求是。“七五”計劃不追求過高的發展速度，主要目標是實現城市改革。現在看來，勢頭不錯。發展要有后勁，后勁要從改革中來。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聯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時，農村改革還要繼續進行。農村改革不僅使農民的生活明顯好了起來，更重要的是通過農村改革，普遍出現了農工結合的局面，大辦多種經營和鄉鎮工業，容納了剩余勞動力。這是我們成功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點。中國還有一個廣闊的天地沒有開發，就是第三產業。在談到吸引外資問題時說：中國最近通過了《外資企業法》，就是為了吸引外資。我們的對外開放政策是一個長期不變的政策，不僅要管這個世紀，下個世紀的發展也還得靠它。有人擔心中國的法律會變，我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投資沒有風險，我們會保證投資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還可以補充。

2014年5月10日 

習近平在鄭州考察中鐵工程裝備集團有限公司時指出，裝備制造業是一個國家制造業的脊梁，目前我國裝備制造業還有許多短板，要加大投入、加強研發、加快發展，努力占領世界制高點、掌控技術話語權，使我國成為現代裝備制造業大國。一個地方、一個企業，要突破發展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于創新，關鍵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創新人才隊伍建設，搭建創新服務平臺，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努力實現優勢領域、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